1、公民意识的集体觉醒。如今，社交媒体的渗透率高达90%以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经常去的社交平台，比如微信、微博、智虎等。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自我媒体。结果，人们的公民意识被集体唤醒，国家事务和家庭事务在世界上，一切都被关注。因此，企业原来可能觉得微不足道的小事，由于与个人的权益和利益有关，就会形成一个争议事件。
 

　　2、大舆论危机是社会问题的投影。拥有数千或数十万员工的大型企业在面临舆论危机时，社会背景很可能发生巨大变化。因为企业越大，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就越强。比如网易华为员工纠纷的背景就是裁员浪潮，又比如滴滴司机遇害以及顺风车问题，背后是乘车安全问题的凸显，还比如联想舆论危机，背后是中美关系的变化。
 

　　3、企业越大或是工作能力越大，担负的企业社会责任就必须越大。大企业往往高发社会舆论危机，由于群众对其的期待值更高，因此能够看见，大的社会舆论危机大部分都产生在大企业或是社会发展知名人士正中间，这关键是大企业或知名人士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大家的衣食住行早已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因此她们的“优劣”立即危害到群众的权益，因此也就怪不得群众会对其分外照顾。因此，公司一旦做大，最基础的道德底线应当不是造谣生事，假如可以保证真实的善行那么就更加好了。
 

　　自媒体时代，究竟该怎么看待社会舆论危机? 实际上不管处在哪些的媒体时代，媒体公关的基本要素沒有很大的转变。 最先，产生公关危机恶性事件时，应第一时间向群众公布真相。华为手机251恶性事件往往造成长期的探讨，乃至截止目前仍有不少争论，最关键的是真实真相一直没有公开。这导致了公众猜测和大量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华为的舆论危机。在湖南滴滴司机谋杀案中，真相首次被警方披露，因此公众没有质疑事件的真相。这主要取决于滴滴在处理事件时的态度，而滴滴何时表示了良好的处理态度时，公众就不再追究。
 

　　其次，处理危机事件应该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企业本身的角度出发。许多企业在发生危机公关事件时经常感到委屈。他们对公众提问采取对抗而不是对话的态度，甚至愤怒地起诉媒体。事实上，今天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通过起诉是无法堵住众人之口的，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站在公众的角度，找到对话的契机，只有对话沟通才有利于事件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危机公关事件的发生不是公共关系部的一个部门的责任，而是应该得到充分部署。这是公关的公关原则，尤其是对于大企业。如果公众有误解，每个人都需要站起来，不要指望公共关系部门到处灭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