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重新点燃了人们对金融力量的争论，也引发了人们开始关注全球化世界中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这些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尽管危机频发，偿还成本高昂，那么多债台高筑的国家仍然继续偿还国际债务?
日前，《主权债务简史：金融的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危机管理》一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试图为上述问题作出新阐释。该书作者杰罗姆·鲁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在该书中，杰罗姆为读者们提供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债务危机的全新视角，展示了全球经济的转型如何导致国际和国内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罗伯特·韦德提到，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外债危机的发生频率至少是1914年以前的两倍，但几乎没有任何主权债务违约，而这种违约在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几乎是正常的。如今，这种单方面宣布暂停偿还债务的情况极为罕见。即使在2010年至2015年，当时欧元区危机达到戏剧性的高潮，处于违约状态的世界公共债务总占比却降至0.2%的历史低点。如何解释大萧条之后如此高的债务人履约程度？
这是国际贷款核心的根本性悖论。由于外债利息的支付实际上构成了债务人向债权人的财富转移，一个陷入困境的、将其大部分税收用于偿还外债而不是吸引新的贷款的债务人，就有了暂停偿债的内在动机。如果没有一个世界性政府或大国能够诉诸军事行动来强制债务国履行跨境债务合同，公众自然就会认为主权债务违约的现象会比现实情况更为普遍。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出发，一个利己主义的政府更是应该在全盘否定债务之前，尝试尽可能多地积累外国债务。由于理性债权人会相应地拒绝向机会主义债务人提供更多信贷，结果将会是全球资本市场的瓦解——这意味着不应该有外债这种东西。
基于上述观点，揭露主权债务之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该书中，作者全面探究了主权债务危机的起源、历史与应对方式，追踪三种债务人履约的执行机制随着时间演变的过程，并说明了它们的有效性在最近几十年中如何大幅提高。此外，作者对于当代重要的三次主权债务危机（墨西哥、阿根廷、希腊）的案例研究，让读者对近期全球资本主义变革和全球金融架构中根深蒂固的债务履约与执行机制有了全新认识。
简单来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债务累累的国家，即使在财政极困难的时期仍继续偿还外债？如何解释大萧条之后如此高的债务人履约程度？为什么金融市场是一个“全球超政府”？通过什么方式摆脱债务负担直至解除负担？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
充实的内容需要科学的方法来支撑，才能保证其结论的有效性。该书的研究项目建立在定性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历史方法与深入的案例研究、过程跟踪、结构性权力分析相结合。这种定性框架与研究主权债务和违约问题的经济学家通常采用的正式理论模型和定量方法相比有一定优势。
首先，与建立一个假设的原因和巧合的结果相比，n个小案例研究方法更适合把握社会现实中的复杂因果关系。其次，社会科学的主要方法学家有说服力地指出，从定性方法中获得的概念有效性通常会产生更可靠、更创新的结果。最后，权力的概念在任何类型的研究中都是出了名的难以操作，尤其是在大样本研究中，这使得大多数经济学家完全忽略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对主权债务的研究不得不以某种方式面对权力这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作者使用的比较历史方法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读者能够更细致地理解权力在特定案例和不同结构背景下的运作方式。
具体而言，该书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第一，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这主要是基于该书的研究项目建立在历史维度上，对二战前后的危机进行对比，并对当代三次债务危机案例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历史维度旨在捕捉全球政治经济学结构随时间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对解释变量（金融的结构性权力）和所关注的结果（主权违约发生率的相对下降）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代案例研究旨在揭示解释变量带来所关注结果的复杂途径。
第二，系统过程分析法。近年来，比较社会科学方法学家越来越认识到将传统的跨案例比较与系统的案例内分析相结合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在第一章中，作者开发了一张流程图，代表了经济学文献中每一个传统假设所隐含的因果机制，然后用经验证据测试了这些因果链中的不同时刻，发现声誉、制裁和制度这三个解释是不可信的。在第二章、第三章中，作者将溢出成本假设所隐含的因果过程整合到一个强调分配冲突和权力不对称的关键政治经济框架中，并将其纳入金融结构性权力理论。在第四章中，作者概述了假设这种权力运作的三种执行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可能有效或无效的条件。
第三，结构性权力分析法。在这个研究项目中，作者试图以一种更具反思性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对结构性权力进行分析，包括系统地尝试确定结构性权力运作的确切机制，以及可能有效或无效的确切机制的抵消机制。
经济学界对于主权债务问题的研究并不鲜见。首先发现所谓跨境债务合同执行问题的是经济学家乔纳森·伊顿和马克·格索维茨，其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称，政策制定者最终偿还本国外债是因为他们关心政府未来能否获得信贷，并希望维护本国作为“优质债务人”的声誉。
后续，有学者提出了制裁（比如诉讼和贸易禁运）对执行债务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自由民主的机构，尤其是强大的议会、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强大的央行，会迫使行政机关尊重债权人的权力，并令人信服地履行其义务。总体来说，迄今为止，学界未能就主权债务问题得出一致结论。
该书中，作者试图从不同视角来研究上述问题，即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突出主权债务问题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而不是将其看作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作者认为，主权债务偿还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履行或不履行外国债务偿还义务的决定具有重要的再分配影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债务国自身内部均是如此；同时主权债务偿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
作者的创新性观点是：主权债务问题有社会和政治属性，“金融的结构性权力”发挥了重大作用，最终的结果是“富人获得贷款，穷人获得债务”。而就“结构性权力”，作者解释其为近期的全球政治经济转变赋予的私人和官方债权人对其主权债务人的一种特殊权力形式。其目的是通过发展主权债务危机中金融结构性权力的一种动态理论，解释债务人的和社会及政治结果的变化，从而对这一领域做出贡献。
事实上，该书的贡献不仅限于学术领域。该书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全球金融图景，展示了过去40多年世界经济的深刻变革如何赋予私人和官方债权人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权力，使他们能够在危机时期施加紧缩措施，并强制借款人不间断地还本付息，作者认为，这给民主带来了破坏性的社会后果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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